王国梁

第一章
决策千里

一、一年一度秋风劲

闽西的秋天，风景这边独好。

上杭临江楼

上杭的临江楼畔，重阳时节黄菊遍野。清晨江风阵阵，幽香扑面。一个清瘦高挑的身影，沿江缓缓踱步。他口中轻轻翕动，吟诵着“人生易老天难老......”，右手的纸烟已燃了半截，蓦地，只见他左手一挥“好了！”，便朗声吟道：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廖廊江天万里霜。”

“一年一度秋风劲！好词好词。好一阙采桑子啊！”忽然身后传来喝彩声。

清瘦高挑的诗人，正是毛泽东。毛泽东回转头一瞧，走到身后的是红四军军长朱德。

“润之哟，您就是好文采，我辈叹服啊！”

毛泽东一见朱德，欣喜道：“玉阶兄，胡诌几句而已。您也这么早起？”

“是呀，昨晚难以成眠。自从您离开部队去养病，陈毅同志又上中央汇报，我一人挑这担子太沉重了。您再不回来主持工作，我怕要累垮了。”

“嘿嘿，您这当年的体育教练，身体棒极了，不会垮的。”毛泽东调侃道。

“润之啊，”朱德跨上一步，和毛泽东并排着走，他倾心置腹道：“说真的，我俩自从井冈山会师后，携手并肩，仅仅一年多就置下了井冈山根据地这个家档，接着又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了闽西赣南的新天地。二年多的血雨腥风，让我们‘朱毛’形成不可分化的一个整体......”

毛泽东与朱德

“是呀，是呀，”毛泽东接嘴道：“没有朱哪有毛？因我们联手，同心同德才能创下这支红军队伍， 才能拿下这片红色地盘。但是家里的碗筷，难免碰碰撞撞，有何奇怪呢？我老毛和你老朱，军事决策上一些不同意见、日常一些争论，有何奇怪呢？”

朱德感激地瞧了毛泽东一眼：“润之胸怀豁达，肚量大；我朱德也是直性子，我们有什么不能谈拢的？就是那个陈安恭，他一来，就让事情复杂化了！”

毛泽东愤慨道：“是呀，这苏联来的陈安恭一到就要权，不甘寂寞。再加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边讨好，我办不到！”

朱德轻叹了一声：“看看陈毅到上海汇报，中央有什么指示吧。您应回来主持前委，不然不行啊！”

毛泽东坚决道：“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去，再者，目前身体还真的不行呐。”

朱德爱怜地拉住毛泽东的手，望着他苍白的脸，道：“润之呀，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您先把身体养好。这边的队伍，我尽力带好就是了，您放心吧！”

“玉阶兄，”毛泽东握住朱德温厚的大手，动情道：“您就辛苦了！”

从湖南韶山冲山沟里走出来的毛泽东，早有凌霄之志。开初仍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1918年刚从湖南一师毕业的毛泽东，就曾偕同学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踏遍岳麓各乡村，想建一个半工半读的“新村”。当时，毛泽东还设想这样的蓝图：创建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建新的家庭，把若干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个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戏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新村。他在反映在“新村”计划的《学生之工作》这篇文章中 写道：“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

然而，毛泽东这个建设新村的梦想却被现实中驱逐张敬尧的斗争打断了。接下来，他成为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之一，在国共合作中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他积极推进工农运动、推进国共合作，但又在蒋介石的霍霍磨刀声和同志的浓烈血腥味中觉醒了。他第一个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激动地说：

“以前我们骂（孙）中山老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老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留他在中央工作他不肯，说是要去搞“土匪工作”，结果秋收起义队伍没有攻打长沙而上了井冈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提议开除他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委员职务，瞿秋白照办。消息被赣南特委周鲁带上井冈山时变样了，变成开除党籍。毛泽东很长时间连组织生活都不能参加。

被误传而被“开除党籍”的毛泽东更紧紧抓住枪杆子，他在罗宵山立足，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第二年春天，朱德、陈毅冒着毛毛细雨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和湘南暴动的农军数千人来到井冈山会师。中国历史上我党我军的“朱毛会师”，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毛泽东、朱德两支起义部队在井岗山会师后，因部队不断壮大，毛泽东感到井岗山太小了，特别是部队给养成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把队伍拉到赣南那边去。那里是闽粤赣边界处，虽是高山峻岭，却有辽阔的小平原，算是鱼米之乡，回旋余地大，于是就让新来的彭德怀部队代他留守井冈山这块根据地。毛泽东、朱德带着他们的部队开赴赣南，不久又开辟了闽西根据地，开始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中共中央派来了刘安恭。

刘安恭，早年在德国留学，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军事，1929年初回国被派到中央苏区。由于他是中央派来的，又是喝过苏联的“洋水”，前委就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后来，在红军再次入闽，于5月23日一举攻克龙岩城之后，由于地方工作一度繁忙，前委就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决定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

那时红四军的政治、军事决策权都在毛泽东任书记的前委。那时朱、毛正出现意见争论，刘安恭不安于这个有职无权的“军委书记”，并向前委要权，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甚至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

前委便于6月8日在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了成立正式军委的意见，以及相反的意见——目前不要设立军委一级党部、临时军委应撤销。表决时，41人参会，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这样，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政治部主任一职由陈毅接替。同时，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简称“七大”）。

6月22日，“七大”在龙岩城一所中学内召开。据大会的参加者傅柏翠、江华、肖克等回忆：会场空气紧张热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代表们对毛泽东、朱德等几位领导人提出很多意见。有些意见是中肯的，但有些意见偏激夸大。最后，改选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七大”决议规定：改选结果的“这个决定须呈报中央批准”，在批准前可以开始工作。

会后，毛泽东经前委同意暂时离开部队到闽西地区养病并作调查研究、指导闽西工作。毛泽东于7月8日与贺子珍、黄琳、蔡协民、曾志等同往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

不久，接中央来信，要红四军派人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前委决定由陈毅前往。

8月上旬，陈毅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下，经上杭、龙岩到厦门。

陈毅到上海后，很快同中共中央机关接上头，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报告了第四军“七大”情况。这位一同在法国勤工俭学、一同被押送回国的老同学听完便表示：他会尽快向政治局报告，并要陈毅尽快写好几种上报的书面材料。

9月1日，陈毅写完了李立三代表中央要求要的《关于朱德、毛泽东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五个报告。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政治局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通过。三人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常委、军委书记、军事部长周恩来召集。

从8月底起，李立三、周恩来便一次次到陈毅驻地英租界四马路新旅馆研究讨论，形成了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十分严峻地指出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和危害，并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调陈安恭回中央另行安排工作。

“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句话是陈毅起草“九月来信”加上去的。此时刚刚28岁的陈毅，他经过从中央苏区至上海一路的冷静思考和周恩来的帮助，清醒地认为：中央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非毛泽东不可，非朱、毛联手领导不可。从此处，也可看出陈毅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私无畏、赤胆忠心。

陈毅于1929年10月1日离开上海，4日到香港，6日到汕头，11日到达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的八乡山。

陈毅见八乡山上到处红旗招展，三千多名红军战士意气风发，精神饱满。甚喜，对陪于身边的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赞道：“古军长，你们了不得呀，在这山旮旯里也弄出大名堂来。”古大存谦逊道：“多谢陈书记夸奖！我们准备打往大南山去，和海陆丰连成一片呢。”陈毅连声说：“好好，那里革命基础好！”

在八乡山稍息一天后，陈毅继续北行，走梅县南部山区，经过梅县，一路了解敌军兵力分布，当他意外地在梅县到蕉岭的路上与正向南开进的红四军第一纵队相遇时，才知军部现在松源。陈毅立即赶去松源与朱德见面。到松源后，陈毅即派人把“九月来信”送给在蛟洋的毛泽东，并附上一封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

这时，毛泽东已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到苏家坡，又休养了一个多月。

此间，他转到闽西著名的永定金丰大山，住在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牛牯扑一个竹寮里。同行的有蔡协民、曾志等人。

毛泽东对曾志说：“曾志，看起来我这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

然而，毛泽东这次的大病，却被国民党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称：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成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

毛泽东接到陈毅转来的中共中央9月来信和陈毅的亲笔信，仔细披阅，双眉紧锁，深思良久，便轻叹一声：“唉，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啊！”

毛泽东随着迎接他的部队一路颠簸回到长汀。

这时，朱德、陈毅等正在辛耕别墅翘首以待，见毛泽东风尘仆仆走进来。朱德、陈毅迅步迎上去。

朱德扶住毛泽东瘦削的双肩，欣喜道：“润之啊，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哪有扔下自家兄弟不管呢！”他仔细瞧着毛泽东脸庞，连声赞道：“脸色好多了，有血色了，好好！”

毛德东与陈毅

陈毅握住毛泽东微凉的双手：“毛委员，您终于回来了！您不来，我心悬在半空呢。都怪我陈毅年轻气盛，操之过急啊，您大人可不能记小人过哟！”

“哈哈，”毛泽东纵声大笑道：“哪里，哪里！我毛泽东的脾气也不好，也好钻牛角尖呀。在八大时，玉阶兄好心邀我，我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也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我可要检讨啊！”

朱德马上接嘴道：“都是自家人，家内事说破就好。大家都盼望您回来主事，这是众望所归啊！”

毛泽东朝着陈毅认真地问道：“你往中央汇报工作，除信上说的，其他情况如何？”

陈毅思索片刻，答道：“其实，中央的主要意见都在信中，主要是三点：一是中央肯定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指出：‘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指明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毛泽东听到这儿，满意地点点头。

陈毅接着说：“第二点，中央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批评。指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这主要是我这主持人的责任，缺乏统揽全局的经验，中央已严厉批评了我......”

红军第四军司令政治部布告

毛泽东、朱德两人马上道：“我俩也有为老不尊之处呀！”

陈毅继续说道：“中央也作了自我批评，对二月来信，要让我们红军分散小组行动，调朱德、毛泽东同志上中央的决定也认为是错误的，是他们对我们形势的迅猛发展不了解，深感这是交通不畅、消息闭塞所造成的。因此，决定还是让毛泽东、朱德同志仍留在这里，继续领导红军队伍了。”

朱德听后哈哈大笑道：“润之，还是您的见解精辟，我老朱老毛就是爬山越岭钻茅草荆棘的命嘛。”

陈毅接着又道：“最后一点，是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同志任前委书记，并须由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毛泽东听了陈毅详细的口头陈述，沉思一下，便沉痛地道：“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前段为何闹出这不愉快的局面，当然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我们队伍的素质低，我们的干部战士大部来自农村或旧军队改编的。他们原来文化水平不高，对革命道路缺乏理解，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怪；二是我们地处深山野岭，远隔上海中央机关数千里，我们的前线情况瞬间万变，中央未能及时了解，作出一些错误的指示，甚至在重要决策上产生错误，造成我们这边被动的局面。比如中共六大会议精神传达的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提出分散红军的主张，是不知道中国的条件，中央又盲目听从他。现在是长期混战的局面，红军应采取集中游击的策略，集中容易发动群众，分散容易被敌人吃掉……”

毛泽东说到这儿，又点燃了一根纸烟，深深吸了一口：“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为什么会作出解散红军队伍的决定？为什么会作出调我和军长离开红军到中央的决定？为什么二月来信到四月才到？为什么我们提出我俩不能离开红军的意见从四月发出到十月中央才明确回复？为什么我们三年来未接到中央出版的任何红色书刊？关键就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给红军的政治营养贫乏，贻误战机！交通真可比人体的血脉，是生命线啊！”

说到这儿，毛泽东拍拍朱德宽厚的肩膀：“玉阶兄，我想，我们要快速向中央建议，设立一条从中央苏区直达上海中共中央的秘密交通线。这事您就费心些，物色一名合格人选，专程踏探一条便捷的线路，作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我们研究后，马上向中央汇报。”

朱德听后，赞同道：“好，应该这样干！”

二、毛泽东派卢肇西赴上海

这里是上海当年喧闹的市区，今天高楼林立，只有那临街白色房子留下当年“十里洋行”的余韵。

周恩来

1930年春的一天，一位老板模样的人，在地下交通的引领下，走进了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求见中共中央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他向周恩来报告说，他是闽西红二十军纵队司令卢肇西。是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军长朱德派他来的，有重要事情要汇报。

“重要事情？”周恩来疑惑地瞧着从中央苏区硝烟中走来的闽西红军纵队司令。卢肇西擦擦额头密密匝匝的汗珠，急忙从怀里掏出一张字条。周恩来展开一瞧，只见这张字条是空白的。他马上让秘书用药水化解出来，里面便浮现出毛泽东那神采飞扬的毛体字“建立一条从上海直达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

建立一条从上海直达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

是啊，党内交通是党开展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工具，是党的生命。党的八七会议就决定建立全国秘密交通网！

八七会议，前瞻性地提出了建立全国地下交通网。不久便建立了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中央并于中央所在地建立交通处，管理全国交通组织，为交通的总枢纽。

1928年底，中央调湖北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吴德峰任中央秘书处外埠交通科长（先任军委交通科长），负责与共产国际和全国各红色根据地的交通联络。

根据吴德峰保留下来的几十年前的日记本记载：吴德峰上任后，带领交通员长途奔波，完成各项艰险的交通任务。据中央秘书处1929年的统计，一年内由中央秘书处一家送往各地文件就有5523件，各省经交通员送达中央文件达4687件（中央和各地出版的报刊发送的传送量尚未统计在内）。另还肩负着给共产国际传递文件的任务。其中，吴德峰担任外交科长后仅7个月，通过外交科送给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文件就达570件。

但一直困惑周恩来的是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的交通问题。因这时候还没电台，只能靠人力的交通，从上海到中央苏区，必须坐船到香港或汕头，沿途三千多里，往往一封信送达要数月。而中央苏区在前线，形势转瞬即变，中央的指示往往不能准确地指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就拿中央“二月来信”来说，这封信是1929年2月7日中央发出的指令，历经近3个月的艰难险阻，方送到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手中。

信中说：“你们有关联地将红军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界各乡村中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中央依据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一方面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有利于部队的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太大，容易惹敌人更多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来中央后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给全国以至整个革命。”

但是，因这封信送达时已过了三个月时间，中央苏区形势已变化很大，半年来，红军挺进赣南、闽西，打了几个大胜仗，打土豪分田地，红军队伍已发展壮大，根据地也不断扩大。根据地离不开朱毛，朱毛离不开根据地。朱毛离开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后果可想而知。于是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前委所有成员签字，派交通员火速送达上海党中央。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后，马上改变了主意。中央随即召集了常委会议，作出让朱德、毛泽东继续留在中央苏区的决定。

卢肇西

从这事中，周恩来深深感到，中央苏区的情况过去我们了解太少了。随着红四军形势的发展，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的需要，真的必须建立一条能够传递情报、输送物资、护送干部往来的快捷的、畅通无阻的中央和中央苏区联络的地下交通线！

卢肇西喝了淡淡的茶水，喘息一下，接着说，周书记，我根据毛泽东书记的指示，经过这一个多月的沿途考察，我把对建立这条秘密交通线的初步设想向您和中央汇报吧。沿途这条交通线约3000多里，从上海坐船到香港或汕头，然后坐汕头到潮州的小火车。由青溪到闽西、瑞金是几百里的山路。从潮州上大埔有轮船、小木舟，上船有检查。然后，就是陆路，主要关头是大埔青溪的国民党封锁线，是白区与赤区的交界处，敌人在那里布有正规军一个团人马，以及地方民团，在一些主要路口设有岗哨，并在周围筑有碉堡，盘查较严格。过了封锁线要走一段崎岖的山路，然后就能进入闽西永定境内了。

周恩来对赣南、闽西情况不甚了解，但他对广东境内，尤其是粤东情况可说是了如指掌的。国共合作时他是东江各属行政专员，在这里任职八个月之久，后又二次东征，对这里的山山水水是熟悉的。而且近二年来，中央交通处在广东、福建布置的交通点，他作为主管的中央领导，他也是心中有数的。

于是，他对卢肇西的汇报，深感言之有理，他肯定卢肇西是认真细致的，他的方案是可行的。但是，此时的周恩来，中央已决定他往莫斯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行色匆匆，要把这重要的事情提交中共中央常委讨论，还需他作些个别的解释说服工作。于是，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他果断地召集军委会议，作出决定，筹建中央军委交通总站，让吴德峰负责，先行作出建立上海至中央苏区交通线的前期准备，他从莫斯科回来时再提请中央研究建立一条从上海到中央秘密交通线的问题。

三、周恩来布置在香港设立秘密电台

卢肇西告别了周恩来，旋即回中央苏区向毛泽东和朱德回复。

周恩来马上要往莫斯科去，但他对上海和中央苏区交通的不便，老是贻误战机甚是牵挂，又找了吴德峰要他抓紧香港南方局电台的建设，从速改善上海同中央苏区交通的燃眉之急。

吴德峰接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后，马上加强加快香港电台的建设。早在这一年初，周恩来已布置吴德峰派了在上海为我党制造了第一部电台的李强、曾在苏联伯力“共产国际远东局”学习无线电的中共党员黄尚英和懂得技术的朝鲜籍同志邱德前往香港，在九龙弥尔道街租了一栋房子，采购齐电台配件，电台组装成功了，很快便与设在上海慕尔路的中共中央电台接上了讯号。由于香港有许多商用电台频繁活动，中共中央利用这一特殊情况，建立了与南方局、广东省委的电讯联络，特别是把中央发给中央苏区的指示由电台翻译后，由香港地下交通站转送到中央苏区。这一过程一般需要10天，比过去从上海到香港的航运快捷一个多月的时间。

香港电台旧址

电台的开设，马上发挥了它的威力。1930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通过电台，将一份十万火急的军事情报传到红一方面军前委。

电报称：“红一方面军前委注意：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赣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湘省政府主席何键为副司令，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率7师10万之众向你们反击，以‘分兵合击’的战术实行‘围剿’。”

红一方面军前委接到这一重要电报后，马上制定反围剿战略方针，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经过全军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周恩来3月离开上海，秘密前往莫斯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