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简称农讲所）与广州华侨运动讲习所（简称华讲所），都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共合作后共同建立的培养农民运动和华侨运动骨干的学校。目前学术界对两者均有一定研究，并有个别文章涉及到两者的关系，[180]但浅尝辄止，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国共合作诞生“孪生兄弟”

要搞清楚广州农讲所和华讲所的关系，首先应该了解两者创办的基本背景及其创办情况。

（一）广州农讲所创办的基本情况

历史车轮进入20世纪20年代，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危机依然没有改变。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专制统治，但革命果实被代表封建守旧势力、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篡夺，中国处于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之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而此时的中国国民党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人心涣散，缺乏生机活力，难以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亟需改组重生。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代表新生力量和中国前进的方向，但年幼弱小，也无力独自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因此，1923年6月中共三大制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积极改组国民党，经过一系列筹备和准备，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人出席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接受了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有不少共产党人当选或被任命为负责人。其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即由共产党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这表明，国共两党有了领导和开展农民运动正式的中央和各级机构，为大革命时期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党成立后就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发动和组织农民起来革命，在广东尤其突出。

1922年夏，海丰农民在共产党员彭湃的宣传、组织下就开始建立农会，开展减租、抗捐斗争，并迅速发展到陆丰、惠阳等地。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通过了以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国民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党的三大后，“定出农运政策，农运便放在党的指挥之下。”[181]国民党一大后，即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加强农民工作的问题，决定中央和区委增设工农部，选派农运干部去农村，促使国民党实现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共合作的推动下，中共广东区委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农运政策，致使广东各地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至1924年上半年，东江潮梅地区的紫金、五华、惠耒、普宁、潮安，中路的顺德、南海、香山，西江的广宁、高要，北江的花县等县，也纷纷建立乡农会。发展农民运动需要大量干部，在已有农会的地方，需要干部去指导；在未开展农运的地方，需要干部去宣传和组织。国共两党对农民运动的重视，广东农民运动的开展，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奠定了基础。于是，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则提到国共两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及方案，是共产党人提出、以国民党名义开办的，并由共产党人主持。如中共广东区委在《广东农民运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改组后，国民党认定农民运动是革命工作之一，我们因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工作，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82]开办农讲所的建议得到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廖仲恺等的支持。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审查，通过了彭湃为农民部制订的《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决定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共产党人林祖涵（林伯渠）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第一任部长，彭湃为秘书。他们到农村调查，了解指导农民运动，制订了工作计划。此后，因林祖涵赴武汉办理国民党党务，由国民党左派彭素民接任农民部长职。不久，彭素民因病住院，将农民部委托他信任的彭湃主理。随后彭素民病故，由国民党左派、归侨廖仲恺接任。这为开办农民运动讲习创造了条件并提供了组织保证。

1924年7月3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广州农讲所共办6届，第一至五届的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称“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183]这六届农讲所简要情况如下。

第一届：1924年7月3日开学，8月21日毕业；主任，彭湃；招收学员38名，毕业33名，皆广东籍。

第二届：1924年8月21日开学，10月30日毕业；主任，罗绮园；招收学员225人，毕业学员142人，均广东籍。[184]

第三届：1925年1月1日开学，4月1日毕业；主任，阮啸仙；招收学员128人，毕业114人；学员除四川1人，广西2人，余皆广东籍。

第四届：1925年5月1日开学，9月1日毕业；主任，谭植棠；招收学员98人，毕业51人；其中广东92人，湖南4人，广西2人，另有旁听生25人（广东18人）。

第五届：1925年9月14日开学，12月8日毕业；主任，彭湃；招收学员114人，来自8个省，其中湖南44人，广东41人，江西4人，广西6人，湖北7人，山东7人，安徽2人，福建2人（有1人不明），全部毕业。

第六届：1926年5月3日开学，9月11日毕业；所长，毛泽东；招收学员327人，毕业318人；学员来自20个省区，其中直隶（河北）22人，山东23名，河南29名，热河4名，察哈尔5名，绥远8人，陕西16人，四川25名，湖北27名，湖南36名，江西22名，安徽15名，江苏10名，福建16名，广东2名，广西40名，云南10名，贵州1人，奉天2名，浙江5名。

以上六期广州农讲所共招收学员838人，毕业学员772人；其中第一二届农讲所所址在广州越秀南路53号，第三至五届迁至广州东皋大道1号，第六届在广州番禺学宫（现广州农讲所旧址）。

（二）广州华讲所创办招生情况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对华侨异常重视并有深厚历史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均是在侨居地及华侨中建立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发动组织华侨支援辛亥革命及其后来的“二次革命”、讨袁护法做了大量工作，广大华侨掀起了以支援辛亥革命为中心的第一次爱国高潮。[185]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到部分华侨国民党左派骨干的鼎力支持，归侨廖仲恺、陈友仁、彭泽民等人大力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和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慰劳海外同志函》，其中说：

举凡国人足迹所至之区，即党帜飘扬之地。此中功业，端赖我海外同志牺牲奋斗，有以致之。即本会今日之盛集，亦莫非我海外同志之所赐。……今我海外同志虽处恶劣环境之中，仍能结至坚至固之团体，为国家而牺牲，为主义而奋斗，不为利诱，不为威劫。溯辛亥覆清，癸丑讨袁，丁巳护法，以迄去年逐陈诸役，深荷我海外同志之群策群力，艰难共济，以有今日。此固同人等所钦佩莫名，即党史上亦留绝大之光荣也。[186]

慰劳函对海外华侨自辛亥革命以来到国民党一大所做的贡献做了充分的肯定，最后期望“吾党使命尚未告完，至望继续努力，以竟全功”。

国民党一大闭幕不久，即1924年2月6日，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海外党务方案》，“议决依据海外代表谈话之结果，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增设海外部”[187]，统辖海外十八个总支部。“海外部简章”规定，海外部为监督、指导海外党务之最高机关，主管海外党务工作，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4年2月15日，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简称海外部）正式成立，林森担任第一任部长。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辛亥革命元老、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归侨彭泽民当选为第二任海外部长，马来亚吉隆坡华侨国民党党员（也是中共党员）许甦魂任秘书长。彭泽民、许甦魂主持中央海外部后，密切合作、大胆改组。“吸纳了30余名共产党和一批爱国华侨青年参加工作，许甦魂并担任中共海外部总支部书记职务。”[188]由此可见，国民党中央海外部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具有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指导海外党务及华侨爱国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

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海外党组织纷纷改组，党组织和党员得到大发展。至1926年10月，经过整顿和改造的以及新成立的海外国民党组织总支部有14个，所辖支部88个，分部524个，区分部875个，交通部1个，总分部1个，党员总数达97455人。[189]海外党员数接近国内党员数的1/2。为海外华侨支持大革命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华侨爱国运动高涨、海外国民党组织蓬勃发展，则极缺组织领导华侨运动和侨务工作干部和人才，创办华侨运动讲习所则成为客观需要。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也得到少部分华侨先进分子的支持。海外华侨和留学生积极向祖国传播马列主义，俄国华侨先进刘泽荣积极参加共产国际早期的活动，受到列宁重视，沟通了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联系；另一旅华侨先进杨明斋协助共产国际来华创建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共最早一批党员之一，并开办外国语学社培训刘少奇等大批共产党干部送到苏俄学习。国民党改组、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党人周恩来等与国民党左派归侨廖仲恺等真诚合作。当然，中共成立时间短，与华侨关系远没有国民党深厚，缺乏侨务工作经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也需要培养侨务工作的干部，是为共产党人积极参与创办华侨运动讲习所的原因。

1925年彭泽民在广州准备出席国民党“二大”。受彭湃之邀到第五届农讲所给学员讲授华侨革命运动的课程。通过授课并考察农讲所，使彭泽民深受启发，学习仿效农讲所的方式培养华侨革命人才，在海外宣传发动华侨支持国内革命和开展海外华侨革命运动的动议由此生。1926年10月，彭泽民和许甦魂以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创办华讲所的建议。同年12月，海外部关于开办华侨运动讲习所的建议，经国民党中央第65次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并批准，在广州开办中国国民党党立华侨运动讲习所。由彭泽民兼任华讲所所长，中共党员、归侨张航声担任教务主任并主持实际工作。

华讲所自1926年12月创办到1927年3月结束，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只开办了一期讲习班，招收学员包括国共两党党员及进步青年80名，编为1个班，办班地点在位于广州大东路30号广东咨议局旧址（即今中山三路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通过以上分别介绍的农讲所与华讲所创办过程反映出，两者均是在第一国共合作建立、掀起大革命高潮中，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而且都是经过国民党中央有关机关专门会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决策。可以说，两者是国共合作诞生的血缘相同的“孪生兄弟”，关系密切，很有可比性。

二、农讲所与华讲所趋同比较

以上分别介绍了广州农讲所与华讲所创办背景及经过，可喻为“孪生兄弟”。既然是一对“孪生兄弟”，那么兄弟俩身材相貌、性格特征有何趋同性？下面试加画像比较。

（一）共产党人为开办农讲所和华讲所起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虽然成立比中国国民党（前身中国同盟会）成立晚16年，但中共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政党，以工农为基础，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因此中共一成立就积极致力于开展农运运动，并具有天然优势。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前后，中共在广东、两湖及其他各地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是两湖农民运动的重要发动者，并先后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研究农民运动的理论文章，既是农民运动的重要实践者，也是农民运动的理论家。彭湃则背叛自己地主家庭，最早在广东海陆丰搞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党的农运先驱。中共许多领导人都是出身苦大仇深农民家庭。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主要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多为共产党人。如国民党要人邹鲁所说：“农民部。其部长初为共产党员林祖涵。林去职，彭素民继之。然一切部务，则为秘书共产党员彭湃所把持……乃阅卷面名字，凡非共产党人之名，悉予弃置而已。”[190]这虽然对共产党人把持农民部权柄充满不满情绪，但反映出农民部工作实际由共产党人所主持，招收农讲所学员，均介绍共产党人。如前述六届农讲所负责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均为共产党人。不但如此，各届农讲所学员，也多为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组织从各地动员推荐而来，共产党人居多数。共产党人在各届农讲所均起主导和核心作用。

如前所述，广州华讲所的创办开班办学也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甚至起主导作用。华讲所是由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彭泽民，受到彭湃、毛泽东举办农讲所的启发而发起创办的。1926年初，彭泽民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时，曾被彭湃邀请到农讲所考察参观交流，并为第五届农讲所演讲华侨问题；毛泽东举办第六届农讲所后，彭泽民更是与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等人交往密切，对农讲所培养农运干部的成就极为欣赏。因此，在中共的影响下，彭泽民决定举办华侨运动讲习所，并主张仿效农讲所的条件选拔录取学员。随即彭泽民和海外部发秘书长许甦魂以海外部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提请创办华讲所并得到批准。具体情况前面已经介绍。

华讲所主要发起创办者彭泽民为大家所熟知，那么发起创办和主持华讲所工作的两位共产党人许甦魂和张航声大家则比较陌生。许甦魂是马来亚吉隆坡左翼进步华侨，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中共成立后加入共产党，国共合作时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海外部成立时，他和辛亥革命同盟会元老、吉隆坡华侨彭泽民分别出任海外部部长和秘书长。他们密切合作、大胆改组海外部，清除以首任海外部部长林森为首的右派势力，吸纳了30多名共产党和一批爱国华侨青年参加工作，许甦魂并担任中共海外部总支部书记职务。海外部积极领导改组国民党海外党组织，发动海外华侨大力声援和支持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省港大罢工和北伐战争，并和彭泽民共同发起创办华讲所。华讲所的教务主持者共产党人张航声，福建南平浦城富岭镇人，早年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后到印度尼西亚棉兰任教，接受革命思想，因其创办期刊发表文章揭露荷兰殖民统治，被捕入狱三年，在狱中撰写《共产主义的真谛》。出狱后回国，积极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华讲所创办时，张航声担任教务主任并主持实际工作。[191]共产党人担任海外部秘书长、华讲所教务主持人，角色及作用不言而喻。

不但华讲所的发起人之一和实际主持者是共产党人，而且学员也“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92]当然，华讲所共招学员80人，具体有多少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占多大比例，尚待考证。

（二）农讲所与华讲所招录条件及教学安排相似

农讲所组织章程规定学员的入学条件是：“年龄在18岁以上，28岁以下，身体强壮，勤敏忠实无恶劣嗜好，在中学毕业及有相当之程度者”,“经本党（笔者注：即国民党）各级党部负责人介绍，或由各地农民协会之负责介绍与保证”,“考试合格者取录”。基本教学安排为：本党主义；国民革命的基础知识；农民运动理论及实施方略；注重实习宣传训练；遵规守纪要求：“一切行动，均以军事训练方法管理”，所内“一切规（章）、（条）例及命令，均须绝对服从遵守”，以“习惯团体生活，成为有纪律有组织的活动干员”；训练的目标是：“本所为训练革命人才机关，尤其是养成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193]根据农讲所组织章程，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农讲所制定的招录条件为：（1）决心从事农民运动；（2）中学文化程度；（3）年龄在18岁以上28岁以下，身体健康；（4）富于勇敢斗争精神。此外，还规定须经过考试录取。与以前相比，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招录条件有所改进。

1926年夏秋彭泽民主政中央海外部筹办华讲所时，正值毛泽东主持开办第六届农讲所，因此，华讲所创办得以借鉴农讲所的一些成功经验。如华讲所参照农讲所章程制定了招生章程，章程说：中国国民党举办华侨运动讲习班以增养华侨运动人才，本部以海外党务，亟须派人指导进行，特于中央第65次常务会议，提出创办华侨运动讲习班，以培养华侨运动人才，经已通过。兹将该班简章及科学录下：

（一）定名，中国国民党党立华侨运动讲习班。（二）宗旨，以养成海外党务指导人才，作华侨运动为旨宗。（三）任务，毕业后派往海外各地活动，如担任党务教育、报馆编辑及其他工作。（四）名额，每期暂定50名（须有30名以上为海外同志）。（五）学费，学费及一切书籍、讲义等费免收，膳宿什费则自备（远地到者，得代谋宿舍）。（六）报考资格，不论性别，凡本党党员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曾在中学毕业，或有相当程度，及略懂英语者，为合格。（七）毕业时间，定为3个月。[194]

根据章程，华讲所确定招录条件为：（1）志愿做华侨反帝运动，并无他项思想；（2）富坚韧与勇敢奋斗精神；（3）不论性别，凡本党党员，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曾在中学毕业，或有相当文化程度，及略懂英语者为合格。[195]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华讲所与农讲所学员招录条件相似，只是稍微进行了调整，年龄略有放宽，并根据海外工作需要增加了略懂英语的规定。从实际招生考察，华讲所招录学员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农讲所的做法操作的。

（三）教员交叉，课程设计、教学模式趋同

华讲所的教学是由张航声根据彭泽民的意向安排的，聘请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担任教员，其中有郭沫若、施存统、肖楚女、邓中夏、熊雄、熊锐、恽代英、任卓宣、许超循、区梦觉、陈友琴等人，多为共产党人，其中前7人（郭沫若至恽代英）都是农民讲习所的教员。如萧楚女是农讲所和华讲所的主要教员，他为农讲所讲授《帝国主义讲授大纲》《社会主义概要讲授大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讲授大纲》等课程，为华讲所讲授《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华侨与革命》《个人主义之分析》等课程。

六届农讲所的课程安排和教学活动，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其主要特点是系统的理论教育同实践活动相统一，起初10多门课程，后来增至26门，以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为主体，并安排军事训练、农民运动见习等教学实践课，并要求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工钱劳动与资本》《共产主义ABC》等革命著作。

华讲所“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为革命斗争服务的原则”。其基本课程包括理论、党务、政治、工作四类。此外，华讲所参照农讲所教学实践安排，也有军事训练、侨务工作见习等课程。为说明问题，现将农讲和华讲所课程列表对比如下。

表一   农讲所和华讲所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课程对比表

通过对农讲所和华讲所课程比较可以看出，华讲所第一类“理论方面”和第三类“政治方面”课程与农讲所第二类课程关于“中国国民革命的基本知识”内容有不少相似之处；华讲所第二类“党务方面”与农讲所第三类“关于国民党的主义”课程有诸多相同相近的内容。

由于华讲所只办了一期，而且专业性较强，影响有限，目前留下的一手资料殊少。近来有学者发现了当年华讲所保存下来有关培训的油印本教材《革命文献讲义》，有16篇演讲稿，是珍贵的一手资料，从演讲稿题目可以了解华讲所授课的具体内容，以及当时共产党人为华讲所授课的情况，现将这16篇演讲稿题目列表如下。

表二   《革命文献讲义》篇目及演讲人[198]

上表二《本党党纲政策》《海外工作须知》《政治报告大纲第五次》除外，有演讲稿16篇，多由当年华讲所事务员陈碧海整理。其中有10篇为共产党人的讲稿，由施存统、萧楚女、任卓宣、熊雄、邓中夏、区梦觉、陈友琴7名中共党员讲授，国民党员只有郭寿华1人，1名朝鲜反日人士延秉昊，4篇不知演讲者身份。从中反映了共产党人在华讲所的任教情况。

另外，华讲所为学员安排的社会实践、军事训练等课程，其形式也与农讲所相似。而农讲所办学也有涉侨内容，如农讲所本身就是在我国主要侨乡城市广州举办，其社会实践活动也均在当地侨乡开展的。据资料显示，曾任广东省省长、国共合作建立后担任过农工部长，国民党左派归侨廖仲恺经常到农讲所讲演。第一届农讲所举行开班式时，廖仲恺和孙中山亲自来所演讲，后来他又给第二届农讲所讲过课，为第三届农讲所讲授《政治经济学》《革命的三民主义》等课程。归侨彭泽民应彭湃之邀，为第五届农讲所演讲华侨问题；彭泽民与归侨陈其瑗、许甦魂等人曾参加和列席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十三次常务会议，讨论第六届农讲所需经费及决定毛泽东为所长事宜。“农民部提出，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费七千九百八十元，请中央设法拨给案，‘决议’交政治委员会核发”；“农民部请任毛泽东同志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案，‘决议’通过”。[199]第一至四届农讲所学员大多来自广东侨乡，有些是华侨眷属。第五六届尤其是第六届学员来自全国各地20多省，据中共党员罗明回忆，他当时在广东大学学习，毛泽东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委托罗明回家乡福建招收学员，罗明随即以中共广东区委、团委委派特派员名义，带着农民部证明回到家乡厦门去招收学员，他在集美招收十多名学员，其中多为侨属，而李联星（后来牺牲）则是一名华侨工人。

以上所述为农讲所与华讲所主要趋同之处，还有些趋同细节，不再赘述。从中不难看出这对“孪生兄弟”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

三、农讲所与华讲所差异比较

由于广州农讲所和华讲所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海外部两个不同机关主办，培训对象、授课内容、教学实践不可能完全一样，也相对存在某些许差异，主要反映以下几方面。

（一）两者培训目标和办学规模不同

前已介绍，农讲所是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创办的，开办农讲所的目的是：“为训练革命人才机关，尤其是养成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200]国共两党及其领导人对创办农讲所都很重视，如农讲所开班时，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廖仲恺等亲自出席并作演讲，廖还为二三届农讲所授课；国民党要人汪精卫、何香凝等也曾到过农讲所或为农讲所授过课。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彭湃亲自担任农讲所主任或所长，周恩来、谭平山、彭述之、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郭沫若、阮啸仙、萧楚女、熊雄等共产党重要人物均为农讲所讲过课。华讲所是由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主办，其以培养海外党务指导人才，作华侨反帝爱国运动为宗旨；目标是海外党务教育员，华侨运动监察员，报馆编辑及其他工作人员；动员华侨群体支持和参与国内革命等。两所主办部门及培养学员目的不同；国共两党及其领导人对农讲所和华讲所都很重视，但重视程度和倾注的力量有一定差异。

如果说农讲所和华讲所是一对“孪生兄弟”，那么农讲所则是先诞生的长兄，华讲所则是后出生的小弟。华讲所是受到农讲的启发影响发起创办的，招生条件、办学模式、课程安排、教学活动等无不借鉴参照农讲所的做法和经验。农讲所相继办了六期，招生规模愈大，办学经验不断丰富，共招收学员830多人，前四届学员来源主要广东省，后两届尤其是第六届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而华讲所创办较晚，只办了一期，招收学员80名，主要来源广东省，规模声势不及农讲所。

（二）农讲所和华讲所教学安排及内容有所区别

农讲所和华讲所教学安排课程内容既有趋同之处，前面已经介绍，也有所区别。从前表一可以看出，农讲所关于农民运动理论有这样一些课程：1.农民运动之理论（包括中国农民问题、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2.世界农民运动史略及其现势；3.农民运动现状及其趋势（包括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4.农村教育；5.中国农业情形及改良方法（包括农业常识）；6.农村合作概论（包括合作运动与农村之关系）；7.广东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华讲所理论和工作课程安排为：1.华协会的作用；2.海外的团体活动；3.工人运动；4.商人运动；5.青年运动；6.海外的交通及华侨状况等。可见两者的教学课程安排又是从各自属性出发。再从前表二“《革命文献讲义》篇目及演讲人”的讲课科目中，专门安排了《日本华侨状况》《爪哇华侨状况》等课程，并有一份《海外工作须知》的文件，文件对于如何开展海外工作有详细介绍，其中“调查”栏目有如下内容：（1）该地政府对侨民的态度；（2）该地民族运动及对侨状况；（3）侨民有无该地民族联络；（4）侨民的利害在何处；（5）侨民的需要是什么；（6）该地党务活动怎样；（7）各种民众运动能否受本党指挥；（8）各种民众组织怎样。[201]这些与农讲所比较则各有较强的专业性。

即使农讲所与华讲所讲述的为同一题目的课程，则角度有所不同。如萧楚女既是农讲所的专业教员，又是华讲所的重要老师。他为农讲所教授的《帝国主义讲授大纲》，是一篇约35000多字的讲课稿，分为《帝国主义的由来》《帝国主义之性质》《帝国主义将来之命运》三大部分，详细介绍了帝国主义及其特性。[202]从人类社会起源、社会发展史讲起，到近代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兴起，再发展到帝国主义垄断阶段，帝国主义的性质及内外政策，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及弱小民族的革命等，全面介绍了帝国主义。

萧楚女给华讲所讲授的《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华侨与革命》，则介绍了帝国主义国家中华侨处境、地位，而华侨所处悲惨地位说明华侨是要革命的，是爱国的。萧楚女指出：“因为别国的侨民，如‘英侨’、‘美侨’……无论在那国，都不像华侨这样受压迫”,“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不但身受弱小民族的痛苦，而且亦新领资本主义剥削劳动者的味道”，“他们在海外备受欺凌，国家丝毫不能保护他们”，因此“国民党的革命亦就是华侨的革命”。[203]

华讲所与农讲所教学安排的趋同性，显示了“孪生兄弟”的共性；其差异则彰显了“孪生兄弟”的个性；共性与个性内在统一于国共合作的大家庭中，表明国共合作家庭中人丁兴旺。

（三）分别培养了农民运动和华侨运动的骨干

农讲所是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是促进全国农运发展的大本营。仅广州第一至六届农讲所，就培养了830多名学员，加上广州农讲所延伸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养1600多名学员，再加上广州农讲所带动影响下全国各地农讲所，毕业学员数量呈现几何级增加。这些学员毕业后，以国民党中央、省或县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奔赴各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对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对组织广大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农村大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如第一届毕业学员中，有24人被委派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分赴各地开展农民运动。后来，他们在推动广东农民运动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主持或组织各农民协会区域的战斗员，被称为“农民运动之推进机”。再如第三届农讲所毕业学生114人，选留15名军训成绩好的继续深造；20人被分配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当见习员，拟派各地做宣传工作；其余79人全部派回原籍从事农民协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其他各届农讲所学员或到广东各地，或到全国各个省区从事农民运动，发展成为各地农运的骨干力量。

华侨讲习所同样为中国革命斗争和海外华侨运动培养了一批干部。华讲所学员毕业后，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被分别派往海外各地从事侨务工作。其中有的担任华侨报社编辑，有的从事华侨文教工作，有的热衷于华侨社团组织工作。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对华侨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提高了华侨热爱祖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思想觉悟，对推动后来的海外侨胞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例如，曾在华讲所受训并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黎子云，培训结束后被中共派往越南、缅甸和马来西亚开展侨务工作，并担任中共海外特派员、地下党支部书记，在这些地区开展华侨救国运动。再如，汤有雁从华讲所毕业后，被中共派往新加坡开展工作，曾担任新加坡工人夜校的教员，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对象，对东南亚革命形势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其为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曾当选广西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政协委员、常委。

大革命失败后，华讲所在国内的学员，除少数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外，多数坚持革命立场，有些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华侨运动的骨干。他们在中共的领导下，辗转各地，英勇不屈，流血牺牲，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四、创办农讲所和华讲所对国共两党的影响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对农讲所和华讲所进行简单机械类比，意在说明这是国共合作的成果，为国共两党及中国革命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一）透过农讲所说明孙中山对农民认识的伟大转变

众所周知，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当时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动力或者说基础，主要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中国留日学生为代表；国内外会党，尤其是革命党在华南、西南发动领导的反清起义多以会党为基础和骨干；还有广大海外华侨，海外各侨居地是辛亥革命的基地，华侨是辛亥革命的主要人力资源之一；并有部分新军，如华南反清起义有少部分新军参与，尤其是武昌起义以新军为主力。而当时最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参与革命队伍中来，使辛亥革命成为少数人的革命。如孙中山所说，“我们从前做革命事业，农民参加进来的很少”。

通过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孙中山晚年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从理论到实践上说明孙中山国民党认识到了农民的重要性，通过创办农讲所即有充分体现。如孙中山在农讲所开班式的训词中所说：“这个革命政府，是想要造成一个人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204]孙中山的训词，说明他充分认识到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础，如果基础不巩固，革命便要失败，这是他对农民认识的重大转变。

考察廖仲恺在农讲所开班式的演讲，也说明他认识到了农民的重要性。他说：“各位在此时此处来研究农民运动方法，这对于本党是有非常重大关系的。本党负有国民革命历史上的使命，责任既然如此重大，但应怎样方能使其完成呢？吾人须知国民革命之主要分子为国民，国民中最多者莫如农民，故国民革命之唯一要件为须得农民大多数瞭解与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如农民不瞭解与不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则革命断无成功之可言，故我国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否，全在乎农民之瞭解革命与否一问题。”[205]廖仲恺的演讲说明，他和孙中山同样认识到农民对于国民党领导革命的重要性。

（二）创办华讲所表明国民党与华侨关系进入新阶段

从中共创立到国民党改组建立国共合作，再到大革命高潮，是国共两党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的一个重要阶段。仅就华侨与国民党关系而言，华侨大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掀起近代以来华侨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第一次爱国高潮，而辛亥革命成果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标志着辛亥革命失败，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华侨与国民党关系及与中国革命关系转入低潮。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掀起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高潮，这些均得到国民党左派归侨和广大华侨的大力支持，表明华侨与国民党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主导创办的华讲所则是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三）通过创办农讲所为中共开展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

广州农讲所不但为大革命广东地区和全国农民运动培养了骨干，也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播下了革命种子，又为以后中共领导农民运动、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加革命奠定了基础。据初步统计，仅广州农讲所培养的830多名学员为中国革命献身者近180人，占学员总数21%多。[206]如第一届农讲所学员广东兴（广）宁陈伯忠、顺德李民智、龙川黄超凡，第二届农讲所学员香山吴兆元等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时，或被地主杀害，或被土匪暗害。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共产党员陆铁强（江苏）领导海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配合秋收暴动时，被反动武装杀害。这些农讲所烈士为中国革命、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功勋卓著。在广州及全国各地创办农讲所为中共开展农民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华讲所是中共侨务政策侨务工作开端的标志事件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欧洲华侨和中国留学生、旅俄华工、中国留日学生和华侨积极向祖国传播马列主义；杨明斋等个别俄国华侨先进分子协助共产国际工作组来华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华侨廖仲恺、陈友仁、彭泽民等积极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与共产党人密切配合，推动建立国共合作，推动建立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创办华讲所等，这些史实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及其领导的大革命，与华侨建立了密切关系，是党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的开创阶段。而参与创办华讲所、培养华侨运动骨干，则是党的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开端的重要标志之一。

作者简介：任贵祥，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局长、研究员，现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