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广东是近代农民革命的首善之地，广东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农民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前期基础。广东的农民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共产国际在思想上推动了国共双方对农民的重视，决定了国共合作后广东农民运动的兴起；在实践中推动了广东农民运动的开展，促成了北伐和农民运动的相得益彰；在范围上推动了农民运动热潮由广东向全国发展，并由组织农会发展为解决土地问题。共产国际对广东农民运动的作用功不可没，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必要。
【关键词】共产国际；农民运动；广东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运动、农民革命等相关议题的话语形塑、理论建构、政策制定、施行实践，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根源性、指导性作用。海内外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对于共产国际与广东农民运动问题的研究则寥寥无几，且多由其他论题牵涉论及。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一书对1924-1927年间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99]堪称“广东农运史研究领域最为严谨的一部专著”[100]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对孙中山、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101]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对国民党与中共、共产国际的关系演变进行了细致梳理，[102]这些著作都对共产国际在广东农民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多方面提及。此外，尚有一些论文也与此相关。[103]不过，对于共产国际与广东农民运动问题的专论，学界暂付阙如。厘清共产国际在理论和实践上在广东农民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认识近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前提，也是认识中共革命理论形成、发展的基础，还是理解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发展、完善的重要条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科研价值。
一、共产国际在思想上推动了国、共双方对农民的重视
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国民党，孙中山等人始终将反对满清帝制作为第一目标，以少数人的武装暴动，甚至暗杀作为主要手段，致力于“组织军事集团来支持革命”。[104]成员构成“基本以知识精英为主”，有限的一点群众基础也局限会党和华侨，[105]而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即便关注到农民，也只是将之作为国民组成部分，从救国视角简单提及。如1890年，孙中山便在《致郑藻如书》中从改变“天下农桑之不振”的初衷出发，提出要仿行西方“兴农之会”。[106]兴农会振作农桑，是基于富国思想产生的策略，与其后的革命主张并无关联。应该说，“从辛亥革命到1924年国民党正式改组前，国民党人从未和广大的农民群众发生过直接的联系”。[107]也正因此，在国共合作之初，莫斯科反复批评国民党忙于“小打小闹的军事游戏”，[108]而忽视民众忽视宣传，[109]是一个“散漫的、无明确宗旨、对本身目标的认识极为模糊不清的组织”，而非“有明确目标的群众性工农政党”。[110]
随着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一方面对俄国革命中的宣传因素极为重视，另一方面则对国民党党务废弛痛心疾首，深感改组以明确纪律，宣传主张之重要，孙中山将国民党数次易名便有此考虑。[111]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改进会议上对国民党“一盘散沙”的状态进行了反思，并指出，“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112]批评意见与借鉴取长的双重作用下，孙中山承认过去是无组织、无系统、无纪律的奋斗。[113]建设群众性政党，加强对民众的宣传构成了国民党改组的重要初衷。而在所谓的“群众”“民众”中，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114]的农民无疑为其中主要构成部分。
从中共方面来看，虽然时人回忆和后来研究多认为中共成立之初片面强调工人问题，对农民则缺乏关注。其实，这种观点是受各方面因素影响的后见之明。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来看，在农业经济的中国，对农民的重视是“无意识或者说是下意识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习惯于使用“劳动阶级”“劳工阶级”“劳农阶级”“无产阶级”等概念作为革命主体的统称，在这些概念中，农民均为其中重要甚至主要组成部分。不过，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奠基于解放国民需要解放农民和农民人数众多所以革命需要其参与的逻辑，即“革命需要解放农民”和“革命需要农民”的视角，而并未认识到农民的革命诉求，仅仅试图将农民融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队伍之中。[115]
与国、共双方不同，共产国际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工农群众是民族革命的根本力量，很早就强调了土地问题对于农民革命、民族革命的重要意义。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会议根据列宁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通过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构成了共产国际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基础。[116]列宁在《提纲初稿》中强调，要“特别援助”这些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117]为此，早在1922年7月之前，共产国际就试图为中国革命制定土地纲领，并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性质进行了长时间的摸索、探讨。[118]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四大召开，会议专门通过了《东方问题指导原则》，要求“一切东方国家的革命政党都必须制定一个明确的土地纲领，在纲领中必须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制度及其以大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土地税租约形式所表现的封建残余”，“必须迫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最大限度地采纳这一革命的土地纲领”。[119]为此，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共三大在主张民族革命之际，“必须同时进行”以没收地主土地为基本要求的“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120]同月，青年共产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也提出：“我们应该竭力要求国民党明确阐述它的土地纲领，其精神就是没收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121]
共产国际对农民的重视，直接推动了国共双方对农民的关注。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相关指示，首先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响应。在中共三大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代表作了专题报告，会议据此通过了《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122]陈独秀在会上的发言对以往宣传工作“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123]表示检讨。会后，中共对农民问题的关注蔚然成潮。[124]1923年7月1日，中共机关刊物《前锋》创刊，首期即重点关注农民问题。马林以“孙铎”为名，发表了《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一文，将农民称为“中国人民的真正群众”，并将土耳其革命的胜利归功于“革命的农民所组成而有极强的爱国精神的新军队”。在此基础上，马林要求国民党“利用一切政治事情来做教育和宣传的材料”，且“这种宣传尤其是在中国农民和新生的近代劳动阶级中要注意”。文中还有“我们要想法宣传引导农民来做国民运动，对于工人亦然”的说法，[125]就此看来，农民问题在马林心中已超越工人问题，至少是与之并驾齐驱的当务之急。瞿秋白以“屈维它”为笔名，发表了题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农业经营的状况，指出了“小农破产失地”，“大农经营已开始”的事实。[126]陈独秀更以《中国农民问题》为题，系统阐述了中国农民的大体情况，包括农村社会阶层划分、农民困苦原因、引导农民加入国民革命的方法等。[127]
在国民党方面，1921年底，马林在与孙中山谈话时，便向孙“强调取得中国工人和农民支持的重要性”，并建议国民党改组，“以便容纳农民和工人”。[128]1922年，马林又建议孙“使上海成为一个在全国城市工人中以及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129]鲍罗廷到广州后，同样对孙中山强调了“必须在农民中做工作”[130]的问题。甚至向来对农民不甚重视的马林也认为，在“支持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国民党这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得以发展”的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动员农民”。[131]而中共加入国民党，也被作为“为中国共产党开辟广泛接近群众的途径和在最短期限内使她成为以她（而不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有良好组织的工农运动为后盾的强大群众性政党的有效手段”。[132]
莫斯科及中共以工农为革命动力的理论对国民党的影响，[133]再加上国民党军事屡败，东江陈炯明久战不下，对于工农数量众多所对应的力量强大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国民党也有了深刻认知，尤其彭湃在海陆丰成立农会，在陈炯明治下曾一度惊走县长，引动军队，给陈造成很大困扰，[134]也给孙中山和国民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重要的影响”，[135]使得“国民党也看到了农民运动之必要”。[136]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宣言表示要“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137]这一要求也构成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对内政策方面有关农民问题的基本主张之一。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即明确指出，“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138]
在认识到工农群众对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基础上，孙中山在农民问题上所考虑并坚持的第一要点便是将农民组织起来为我所用，既支持政府，又援助革命。也正因此，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将农民工人“团结组织”作为孙中山主张中达到民生主义的根本方法。[139]正如加伦所言，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国民党左派第一次向广东农民认真进行政治宣传，提出同农村封建地主和富农作斗争、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斗争口号。”[140]在当时，中共尚未对农民革命有足够清晰的认知，所以国民党的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努力推动。
二、共产国际在实践中推动了广东农民运动的开展
为帮助国民党改组和敦促国共合作，1923年7月底，在斯大林建议下，鲍罗廷被任命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赴粤。鲍罗廷抵达广州后，积极推动国民党践行以没收地主土地为内容的土地革命，“颁布土地法令和社会劳工法令”被其列为孙中山面临的三项任务之一。[141]
在11月召开的国民党各区党部委员会议上，鲍罗廷便指出，国民党战事不利，主要原因就在于失去了农民这一“最重要的支柱”。为此，鲍罗廷主张“政府应当立即颁布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规定“地主的土地将予没收”，许多国民党领导人甚至“包括右翼领导人”在会上均支持鲍罗廷的建议。[142]不过，由于担心颁布法令会使侨居海外的国民党人因国民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被驱逐出殖民地”。[143]土地法令终被“搁置”。[144]在讨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会上，鲍罗廷再次建议为确保能够分地给农民而建立土地储备，“由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例如广西反动分子的土地）以及那些不干农活，部分经商，部分担任国家公职，并向农民收取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的有产者的土地构成”。
鲍罗廷曾总结国共合作之初在国民党行动纲领中取得的成就，他认为，虽然没有争取到“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但争取到了“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阐明了农民和工人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确定了国民党以农民和工人为“基础”，“并答应给这些阶级的经济组织以支持，同时期待着他们的支持”，“表明国民党力求在国民革命以后实现国家社会主义”。[145]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共产国际的强调和帮助下，国民党中央不仅设立农民部，[146]而且制定了专门的《农民运动计划案》[147]《农民协会章程》，[148]建构了组织和运动农民的上层建筑，对农民的宣传工作、农民协会的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建设、农村工作人员的培养等实际工作也在国民党内逐渐展开。
莫斯科在派出鲍罗廷作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赴华的同时，[149]还曾派出以巴甫洛夫为首的军事顾问团至广州协助国民党进行军务及创办黄埔军校，[150]巴甫洛夫至中国后仅两月即失足溺水而亡，[151]莫斯科随后派出化名为“加伦”的苏俄军事政治活动家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继任。[152]虽然加伦作为华南军事顾问团总顾问，职责行动偏重军事，但军事问题与地方农民问题直接相关，也正因此，加伦对农民运动也极为关注重视，甚至贡献颇大。加伦认为，“国民党的力量来自工人阶级和农民”，[153]所以始终坚持将工农运动与军事行动相结合，并对农民运动保持了高度关注。
加伦对农民运动的贡献一方面表现为在具体行动上对农民给予支持、保护、规划、安排。如1924年12月，加仑说服许崇智放弃了宴请民团头目的意图，[154]1925年1月，在有关广州政府军事问题的报告中用专门章节对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工作进行了“展望”。[155]另一方面更体现为以非凡的政治军事智慧将北伐与农运结合起来，为其后北伐过程中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1925年7月，加伦在张家口拟定了《1926年国民党军事工作计划》，“分别提交给国民党中央和莫斯科”，[156]计划对“北伐的必要性、可能性、北伐前的准备工作及总的战略意图，做了详尽的阐述”。[157]《规划》指出“为在北伐军新占领区建立地方政权和农民组织，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培养行政干部、农会组织者和宣传员，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在具体主张上，加伦建议农民讲习所“尽量扩招”，并“大量招收湘、赣两省各地方的人”，以培养“通晓当地语言、熟悉本省风土人情、善于联系百姓、并能在政治上扎根于百姓之中的工作干部”。[158]
加伦主要着眼于以农民运动为军事行动之支援，在农民问题的细节上自然涉及不多，更不曾直言没收土地、减租减息等具体要求。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国民党在农民问题方面停留在组织农会的程度，对共产国际在农民问题上的具体主张则始终心存顾忌。相反，军事行动成败则往往是国民党领导人更为关心的因素，也正因此，相较于莫斯科土地革命的主张，加伦的建议更为实际也更易得到国民党的认可和接受。
加伦在为北伐所定计划中要求在培养农运人才方面“大量招收湘、赣两省各地方的人”的建议深得国共双方认可，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第六届学生的招录中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前四届学员主要均由广东各地人员构成，至第五届，湖南、广东两省学员几乎各占半壁江山，第六届中则仅2名广东学员，其他多来自湖南、湖北、河南等地。[159]
三、共产国际在范围上推动了土地问题的提出和农民运动由广东走向全国
共产国际促成国共合作之初，便有借助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的图谋。不过，鲍罗廷在1924年前后践行以没收地主土地为基本要求的土地革命时，因遭孙中山等人反对不了了之。[160]孙中山、廖仲恺与莫斯科在华顾问交流关于没收土地问题时，更明言当时仅能组织农会而不宜没收土地。[161]可见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对于农民的政策主要是组织农会，为我所用，但避免阶级斗争。
“三二〇事件”后，蒋介石不顾莫斯科反对毅然北伐。北伐期间，蒋介石对前线后方农民采取差别态度。[162]对前线农运积极扶持，[163]在后方则“开始对农会采取右的政策”。[164]在国民党中央态度右转的前提下，广东东江、中路、南路、北江、西江各地仇视农运的势力肆无忌惮，各地县长好似开会约定一般纷起发难，[165]不仅以各种方法盘剥农民，更对农会加以直接武力进攻，甚至不乏以农会“赤化”为由，“公开打出反共旗号，枪杀共产党人”的严重事件。[166]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三二〇事件”。莫斯科大感意外，事后，莫斯科及其在华机构、人员围绕广东政治形势和党派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大量且长时间的调查、研究、讨论。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中共联合组织专门使团赴粤考察，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便是“了解农民运动及其在总的形势中的作用”。[167]9月，使团在考察报告中指出，“广东省的特点是农民运动广泛开展”，但“三二〇事件”导致农村社会关系“尖锐化”，引起“豪绅、地主、显贵和民团对农会的进攻”。在此基础上，考察所得结论正式提出了土地问题，其中称，“以农民为一方和以豪绅和地主为另一方的夺权斗争”日益激烈，广东进入革命斗争新阶段，“革命的直接任务是为了全体农民的利益和朝着民主革命的方向来解决土地问题”，“共产党人的任务应当是大力准备把这项改革提上日程”。[168]为此，远东局根据陈独秀提议设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在现时日常工作中如何具体运用以往的农民运动经验”，[169]委员会不仅“专门选出非常熟悉印度土地问题的鲍里斯同志参加”，更将“搜集和综合北京和广州现有的关于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问题的资料”作为其“首要任务”。[170]不难看出，随着广东政权统一和蒋介石对广东农运态度急转，出于巩固地方政权，应对反农运势力进攻的需要，远东局及中共将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应付广东时局的主要任务和广东革命新阶段的首要目标。[171]其后，随着北伐顺利进行，土地问题在地域范围上逐渐扩大。
10月底，共产国际在给维经斯基的电报中表示同意将“土地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并要求“在最近时期内向国民党和鲍罗廷提出农民政策纲领”。[172]11月5-6日，远东局和中共执委会联席会议重点探讨了土地问题。陈独秀在发言中从中国全局分析了“大土地占有”的三种形式，并建议中共五大土地纲领应提出“将大地主、豪绅、军阀的土地以及公有土地交给农民”的要求。[173]同时，为了让莫斯科在“发动农民起来反对豪绅和地主”的问题上作出明确答复，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决定派拉菲斯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以呈交为中共“五大”制定的“土地纲领草案”。[174]
1926年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召开。会议召开前，布勃诺夫、彼得罗夫、维经斯基被任命为中国问题提纲的起草者，该提纲草案是“军事的”，“主张利用国民党军队和它的地主出身的军官进行北伐，夺取政权”，但“没有提交大会就作废了”，原因是斯大林“要求把土地革命列为重要内容”。[175]有关中国问题草案主要内容的变化，多少体现了共产国际对土地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焦点问题的认可具有一定的被动性。
11月23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详细分析了中国农民的情况，并批评中共路线所犯“主要错误”是对农民问题“注视”不够，“在国民党占领区进行土地改革不够坚决”。在阐述中国革命前途时，布哈林指出，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是“支持民族革命战线，同时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176]12月1日，布哈林再次强调，当前“已处于新的革命发展阶段的前夜。这一情况的反映是土地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了”。需要指出的是，布哈林在承认“广州土地问题的多面性”的基础上，认为“没有理由”广州政府“不能通过和平的方法来实现土地改革”，[177]其中也反映出共产国际考虑的中国土地问题针对的是广州或者说广东土地问题。罗易在会议发言中也指出，“大家都承认，土地问题是目前中国革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78]在此基础上，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强调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在目前革命发展的过渡阶段中，土地问题尖锐起来。这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的观点，并要求在国民政府辖区内，土地革命纲领具有“具体形式”。为此，决议列出了中共和国民党为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当立即”实行以便“向土地革命更高阶段过渡的措施”共11条。[179]至此，土地问题由鲍罗廷、远东局与中共联合考察团就广东局势所提的应对之策变为中国国民革命或者说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重要乃至首要问题。
四、结语
尽管由于远隔千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主要是理论指导，所派出的赴华代表，对中国辽阔的地域、众多的人口而言无疑杯水车薪。不过，在广东农民运动和中国革命进程中，共产国际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其关于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等问题的政策指示，实际上构成了中共、国民党有关农民问题政策的直接和间接来源。广东作为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农民运动发展的首善之地，共产国际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实践推进、现实应对等作用，对于推动农民运动的快速发展和农民革命理论的快速形成，其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有关共产国际与广东农民问题的研究，既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也有较大的研究必要，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和发掘的论题。
作者简介：杨泰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