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彭湃在农民运动实践中，首创以群众为主体的群众观及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为基础，以既当群众先生、又当群众学生，充分整合干部和群众知识资源为手段，最大限度扩展群众运动主体的实践观。彭湃创造的早期群众路线以群众为主体，实事求是，既当群众先生、又当群众学生三核心原则，为毛泽东在农运工作中传承、发展，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涵。文章从史学的微观角度，论证了彭湃领导农运时初创的群众路线，从建党早期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相关探索中脱颖而出，成为毛泽东集全党智慧，创立科学的群众路线的直接来源。

【关键词】彭湃；毛泽东；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农民运动

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特色理论，“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长期以来，学界主要论述土地革命战争后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对于“萌芽期”[3]群众路线，目前学界的主要认识仍集中于党的文献中关于建设“群众性政党”的要求及决策，以及毛泽东1926、1927年间所发表农运相关文章内的宣言等纸面内容，大体仍是基于理论和逻辑建构的宏观哲学论述，鲜有基于事实支撑的微观史学论证。对建党早期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研究，确能提供相关事实支撑，发掘出群众路线了解群众利益诉求、团结群众、依靠群众[4]等方面零散的理论和实践线索。这类研究，仍集中于工运，鲜涉农运，未能揭示早期群众路线全貌。全面深入审视建党早期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可更好地发掘早期群众路线发展的事实与理论逻辑。

一、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群众运动中对群众路线的探索

1920年前后，受民粹主义、“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影响，[5]知识分子“开始倡导‘到民间去’”[6]。其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实现现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目的”，寻得“更为成功的出路”[7]，影响最为深远。

党史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劳动群众结合思想的是李大钊。1919年1月，李大钊号召知识分子“当一个工人”[8]。2月，他提出“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因我国大多数劳工阶级是农民而号召青年“速向农村去”。[9]

建党前后，“到民间去”开始实施。出现了以陈独秀组织的上海工人运动，李大钊组织的长辛店工人运动，李立三领导的安源路矿罢工[10]等代表性工人运动。

上海工人运动成立首个“不和资本家握手”[11]但“规模不大”[12]的工会，并发动一次维持数日的千人罢工。[13]长辛店工人运动中，共产党人在工头支持下，创办的劳动补习学校，[14]受工人普遍欢迎。[15]后来，该校共产党人和学员互称绰号以示亲密，[16]似与工人打成一片。以上两场运动，说明“一个富有坚定革命精神的工人运动”[17]已在萌发，应对早期群众路线的探索有一定意义。

安源路矿罢工中，李立三将自己塑造为传统士子、工人之友、洪江“大侠”，灵活奔走于政府、乡绅、商会、军队、工人及非工群众间，赢得群众拥护及精英“合作”，树立工会威信，实现党对运动的领导。[18]他创造了解群众利益诉求、服务群众、团结群众、务实清廉[19]等群众工作法，对群众路线萌生有所启示。

“到民间去”在农运方面亦有实施。建党早期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的代表性是无争议的。然衙前农民运动是否为党所领导尚有争议。[20]岳北农民运动则规模过小，维持时间过短，发动时间也晚于广东农民运动。农运方面，如有早期群众路线发展的线索，定会集中体现于广东农民运动中。

建党早期党领导的群众运动，虽从理论上讲，均为早期群众路线发展的基础，但事实上，仅李立三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才可能和党的群众路线有直接关系。李立三虽为中央特派员，但毛泽东作为湘区书记，与安源罢工有所关联。毛泽东亦是从接办彭湃所办农讲所起，正式步入农运生涯。“创立群众路线的代表”[21]毛泽东，只与这两场运动有直接关系，可从中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甚至是思想启发。安源罢工创造的“群众路线”，与毛泽东创造的党的群众路线差异较大，且其本身过于零散、未成体系，应非群众路线的直接来源，还须从对党“开展或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有重要的奠基作用”[22]的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入手，追寻早期群众路线更直接的发展线索。

二、彭湃领导农运的实践开创以群众为主体的工作方法

1922年初，彭湃从家乡海丰往香港避难。适逢香港海员罢工，彭湃多次用母亲的汇款资助“人力车的苦力和一班劳动工人”“连着自己穿的衣服，还要分给一班失业的劳动工人”[23]。受海员罢工洗礼，彭湃认为“唯‘民运’一门是湃的兴趣”[24]。6月，他一回乡便将民运想法付诸实践。

下乡伊始，彭湃走访农民，揭露地主无偿侵吞农民劳动剩余价值的真相，劝说农民抗租。[25]然而，无论他态度多可亲，“农民还是不理他”[26]。而后，彭湃“装束成一农民”[27]，“专找在农民往来最多的十字路中去宣传”[28]。彭湃“说到激昂时，顿足流涕，愤怒时，目眦发指”[29]，并“一副苦黄脸，顶上覆着蓬乱的黑发，长长地垂到后背，足有三月不剃”[30]的形象，加上乡人对彭湃的说话表示“完全不解其意”[31]，导致乡人误解彭湃得了“或笑或歌，或悲或泣，如醉如痴，语言颠倒，秽洁不知”[32]的癫症。彭湃在农运工作中遭遇巨大挫折，究其原因，“主要缘于他照搬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向农民宣传革命”[33]。

未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难以为农民领悟的内部矛盾，而非地主劣绅阻梗的外部矛盾，决定了彭湃向农民的宣传，效果微乎其微。为谋宣传工作推进，彭湃先尝试将自己打扮成农民，到农民聚集地，通过传唱、讲演等生动活泼的宣传手段，即“大众化”手段，向农民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手段，仅是“眼光向下”，其本身站位，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于发动群众，仍难收大效。

所幸彭湃的锲而不舍，打动了张妈安、林焕、林沛、李思贤、李老四五位农民。[34]7月29日夜，彭湃召集他们成立广东省农会的雏形——“六人农会”。与五位农民代表商谈后，彭湃即表示“农民实在不乏聪明的人”，尤对林沛的建议“服膺弗失”[35]，决定采用林沛建议的方式动员农民。彭湃对农民代表建议的服膺与接受，标志着彭湃“到群众中去”的心态转变为既当农民先生，又当农民学生。由此，农民运动在短短的一年间，发展十三万四千余人参加，渐臻勃兴。这得益于彭湃向农民代表的学习，及学习过程中，其摸索出的先将农会包装成为民请命的“侠义团体”和扶助农民的“农民之友”，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再将农会发展壮大，并将其改造成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组织的工作手段。

海丰民间信仰中，传承侠义的秘密会社首居其重。[36]“六人农会”的李思贤“学过武术”[37]。前述林沛建议即“向闲间拳馆入手”“向他们学习拳术”[38]动员农民。李思贤曾说，“六人农会”对外称“农会”，对内称“贫人党”，彭湃亲自“规定了三个手势作为秘密联络的信号”[39]。以上资料，可见农会传承侠义的秘密会社特征。农运勃兴后，时有民众如渴望“大侠”保护般，拿“请彭湃同志伸冤”[40]标语拦路请愿。在农民心目中，农会具为民请命的“侠义团体”性质。

农会纲领是“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宗旨是“联合各约农会，本合群之天职，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工作有“防止田主升租，防止勒索，防止内部竞争，凶年呈请减租，调和争端，救济疾病，救济死亡，救济孤老，救济罹灾，防止盗贼，禁止烟赌，奖励求学，改良农业，增进农民智识，共同生产，便利金融，抵抗战乱”[41]，确“找不出什么‘布尔塞维克主义’的事实来”[42]，反明显可见“农民之友”性质。

已成“侠义团体”和“农民之友”的农会，多次领导农民开展抗租、救济、教育、医疗、仲裁调解、改良生产等具体工作，切实帮助农民解决了生产、生活问题，得到农民的真心拥护。依托于此，农会已能发动农民擎农会大红旗及“反对升租吊田”“反对伙头鸡”“反对三下盖”[43]等标语，俨然“先锋队”一般，参加大游行。农民对“阶级斗争”这个名词，不再像一年前那般不解和抗拒。

彭湃还成功发动许多秘密会社人士（如黄星南等），加入农会。这支有一定武力、组织力基础的生力军，终为彭湃统一在农会“乌红两色对缀四联合的农会会旗”[44]的领导下。农民们渴望“伸冤”的“大侠”，不单是“彭湃”，而是“彭湃同志”，说明农民既认同农会为民请命的秘密会社色彩，又认同其党领导的革命组织性质。彭湃已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传统侠义有机结合，为民众认同。

通过与“六人农会”农民代表交往和开展农运的实践，彭湃学得了与农民平行相处之道：在“教”农民的同时，向农民学习，共同推进农运，摆脱了“眼光向下”的“大众化”手段的积弊。他进而将向农民代表学得的农民群众信仰“侠义”并渴望得到生活、生产扶助的特点，与阶级斗争理论有机结合，创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先扶助、后联合”的农运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将主义当教条，凌驾于民意之上，真正做到了以群众为主体，是广东农民运动成功的基石。

三、彭湃领导农运的实践首次将实事求是诠释成群众路线基础

以上成果为基础，彭湃于1923年7月创立省农会，下设调查部，对农村阶级结构、经济状况等方面略作调查。[45]从这时起，彭湃一切农运工作，均筑基于农村社会调查之上。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形成。6月初，彭湃应广宁农会邀请，并受国民党派遣，前往广宁“从实调查”[46]农民运动。6月9日，彭湃出任社青团广东区农工部长，规定农工部以“调查农村实际状况”[47]为首要任务。

7月，彭湃受命于国共两党，于广州创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从这时起，“广东遂开始有了系统的农民运动”[48]。彭湃规定农讲所应重视农村实习，其中以广州“四郊之实际调查”[49]最为重要。第一届农讲所办学期间，彭湃又受国民党和团中央双重派遣，赴花县调查。彭湃对大本营控制区域的农村社会调查工作，开启于他受命于国共两党，全面主持广东农民运动的同时，早于其他实际工作。

依托于上述工作，彭湃对广东农村的调查，已于第一届农讲所办学期间，在农村阶级结构和社会经济情况两方面“如实反映广东农村社会的特点”[50]。这种既体现中国化基本原则，也体现群众路线根本性质的调查方法，即后来毛泽东总结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51]“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52]的实事求是的社会调查法，为彭湃沿用下来，成为群众工作的首要手段。

彭湃制定的实事求是的调查原则和“先调查、后运动”的工作方针，均为各届农讲所毕业学员贯彻执行。学员每赴一地开展工作，必“先将该村户口及生活状况作详细之调查”[53]，再动员农民，组织农会。“先调查、后运动”的工作方针，体现了其经由实践产生的依托对以群众为师、相信群众、深入群众、研究群众进行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制定革命策略的理论与行动自觉。

产生于海丰农民运动的实事求是地深入群众中做调查的实践内容，在农讲所办学期间，升华为“先调查、后运动”方针，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亦体现了依靠群众学得农村情况，进而帮助群众实现其诉求的工作手段，更好地体现了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

以群众为主体，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群众，了解、理解其诉求，可归纳为间接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彼时，这系列理念，已在农运实践中联结成整体，切实体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实践运动归宿。实现间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同时，彭湃领导的农讲所同仁，尝试直接“从群众中来”，将直接间接有机结合，扩展群众实践运动的主体。

四、彭湃以骨干选拔和教学相长手段扩展群众路线实践主体

第一届农讲所共录取学员38名，“以‘五四’运动奋斗的经验而觉悟到要‘入民间去’之分子为多”[54]。这仅是早期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的共同特点。

然而，第二届农讲所开办时，农讲所同仁却立志改变以“到群众中去”为单一内容的实践手段。投考第二届农讲所须加试口试和入学检查两关。口试先“把一般闻声投靠的及无聊的学生尽数排除了”[55]。入学检查表设“你有无亲切戚友在乡村”“你出世在城市抑或在乡村”“你习惯农民生活否”“你由何年起至何年止在乡村居住”[56]等问题。经口试、入学检查，第二届农讲所农民学员的比例上升至40%，工人学员比例上升至30%，学生学员比例下降到30%。[57]第三届农讲所农民学员的比例更是攀升到72%。[58]第二、三届农讲所，注重选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农运干部的制度性建设，使得农讲所学员“大多数是各县农民的子弟——亦即青年农民”[59]，真正实现农运干部“从群众中来”。

在具体工作中，彭湃和从群众中选拔而来的学员进行了良好的教学互动，切实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落到了基层。如彭湃联合农讲所学员，东莞洪屋涡人莫萃华，共组农民自卫军，又如彭湃多次带领农讲所学员赴广州市郊、花县、广宁、海丰、韶关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其间，培养了陈伯中、黄学增、韦启瑞等日后对彭湃主持的农村社会调查起到较大支持作用的“调查能手”。[60]

农讲所学员的调查和组建自卫军等工作，是在彭湃和农讲所同仁、学员教学相长的交流中，日臻完善的。彭湃除理论知识比学员们丰富，堪当农讲所农民学员的导师外，还善于在教导他们的基础上，向他们学习，并在实践方面展开合作，在传道的同时，更做到了教学相长。这种教学相长的实践方法，既充分体现了彭湃既当群众先生，又当群众学生，在相信群众的基础上，直接依靠群众的理论自觉，又在实践中，将农运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紧紧地连成一体，充分整合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优势和基层干部对群众更为了解的实践素质优势，更大限度地扩充了群众工作的实践主体，更好地在做好调查，更“接地气”地了解农民群众需要的基础上，贯彻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核心理念。

截至1926年初，在农讲所毕业生的工作支持下，广东已有44县70余万人参加农会。[61]不久后，毛泽东经调查发现“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少，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62]的情况。这说明农民大规模加入农会的行为具有一定“自觉性”。彭湃领导的农运实践，成功“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初步符合群众路线的检验标准。广东农民运动的顺利推进，直接把毛泽东工作的主要方向，引向了农运方面。

五、彭湃领导农运的经验启示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直接来源

1924年底，“广东农民运动勃起，惊动了湖南”[63]。毛泽东本来“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此时却发现受广东农运影响的“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64]于是，他“建议湘区委多派同志前往广州学习”。[65]湘区委接受此建议，派他南下广州，从事农运研究，并推荐庞叔侃、周振岳进彭湃主持的农讲所学习。抵穗后，毛泽东嘱咐二人“到了农运讲习所，要好好学习革命理论，学习救国救民的道理”[66]。二人均成为毛泽东“亲手培养和发展”[67]的农运骨干。

1926年1月，刚担任农讲所教员的毛泽东发文赞许彭湃“完全打倒”“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68]的斗争形式。9月，甫从彭湃手里接办农讲所的毛泽东直言“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69]，高度评价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兴起”[70]，确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关联甚深。

毛泽东群众路线相关理论，也和广东农民运动有确切关联，详析如下。

1、以群众为主体的思想：甫与彭湃同事于农讲所，毛泽东即表示“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人民应该是总指挥”[71]“（革命）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72]。这是毛泽东首次明确表达以群众为主体及“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观。彼时，毛泽东农运经验尚少。此思想萌生，应是对彭湃领导广东农民运动成功经验的认可与吸收。

从湖南农民运动当农民是“革命先锋”[73]始，毛泽东基本按以群众为主体原则开展农运，并对该原则进行理论升华。1929年6月，毛泽东提出“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74]。1930年5月，毛泽东表示，将“本本”凌驾于调查“要失掉群众”，[75]只有“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才能得出“近于正确的结论”，[76]意即以群众为主体而非以教条为指南。1934年1月，毛泽东宣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77]。只有“同群众在一起”“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78]才能“使广大群众认识苏维埃是代表他们的利益”[79]，促成革命胜利。该文“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的角度”充分诠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基本思想”[80]，标志着以群众为主体思想基本成熟。

2、群众路线基础是实事求是的观点：彭湃以广东农村为对象的调查，实事求是地反映“广东农村自耕农少于佃农”[81]的阶级结构。然广东农村样本不具全国代表性，[82]彭湃的结果存在误差。1926年2月，毛泽东依据彭湃主持的农讲所各省学员的调查资料统计到，中国自耕农数量多于佃农，[83]初步分析出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毛泽东吸取了彭湃农村社会调查法实事求是的精髓，进一步经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发展了彭湃首创的实事求是的社会调查体系。

后来农运工作中，毛泽东承袭并贯行彭湃首创的“先调查、后运动”的实事求是的实践路径，[84]多次强调群众工作基础是实事求是的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说到，深入群众“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才能保证党在“群众的斗争”中保持“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85]“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86]，也指明实事求是群众工作唯一基础。1934年1月，毛泽东又说到，“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87]。1941年3、4月间，毛泽东再说到，“联系群众与动员群众”基础是“向下作调查”[88]。彭湃首创的实事求是应为群众路线基础的观点，终由毛泽东诠释为群众路线的精髓。

3、既当群众先生，又当群众学生的实践方法：1926年底，毛泽东结束了农运工作的系统学习和研究，离粤返湘，首次运用“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同志开调查会”[89]的手段，即将群众当做“敬爱的先生”，以“恭谨勤劳与采取同志态度”[90]向他们学习的办法，发动湖南农民运动。毛泽东既当群众先生，又当群众学生的实践方法，亦源于对广东农民运动实践方法的吸收、借鉴与发展。

1938年10月，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应该是民众的朋友”及“诲人不倦的教师”[91]。1941年3月，毛泽东坦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92]，号召“全党同志们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93]。毛泽东通过实践，验证彭湃发明的既当群众先生，又当群众学生实践方法的正确性，并将其总结为群众路线的重要实践手段。

抗战后期，经反复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毛泽东终将以上三点内容，凝练为成熟的群众路线。1943年6月，毛泽东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判断标准只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高度凝练以群众为主体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唯一工作，便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向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94]。这点明循环不止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是群众路线的基础。毛泽东将群众路线相关工作经验拔高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加以全面整合，诠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含义。

1945年4月，毛泽东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95]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他声明“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即以群众为主体。要了解群众要求，只能“到群众中去考察”，即实事求是。共产党人只有做到“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才能实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成功标准。[96]这将既当群众先生、又当群众学生，即与群众为友的方法和以群众为主体的理论高度概括总结，全面阐释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内涵。

彭湃在广东农民运动中，首创集以群众为主体，实事求是，既当群众先生、又当群众学生三原则于一体的早期群众路线。毛泽东在坚持、发展彭湃创造的三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研究，创造了党的群众路线。实践证明，建党早期，彭湃在领导农运的实践中，初创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科学的群众路线的直接来源和坚实基础。

六、结语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毛泽东无疑是这一路线的主要创立者”[97]。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范式。群众路线还是毛泽东思想三大“活的灵魂”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98]。彭湃经农运实践创造的群众工作理论和实践方法，是毛泽东创造党的群众路线最重要、最直接的基础，在除毛泽东外众多“卓越领导人”的“集体智慧”中，首居其重。

彭湃在农运实践中，发明以相信群众，解决群众实际生活、生产问题，向群众学习为核心的群众观及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充分整合干部和群众知识资源，最大限度扩展群众运动主体的实践观，是党的群众路线最早的较完整展现。理论方面，彭湃不唯本本、不唯民粹手段，注重以群众为主体，实事求是深入群众调研群众需求的特质，使其与中共“一切均借俄助”的主流及同时期其他势力主导的“到民间去”运动区别开来，独树一帜，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反教条主义者创造群众路线经典范式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方面，彭湃倚赖既当群众先生、又当群众学生手段，更全面系统地了解群众需求、帮助群众排危解难，成功将群众引向革命洪流，掀起广东农民运动高潮，亦为以毛泽东为代表农运领袖发展、完善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直接且丰富的借鉴、研究素材及初步的实践遵循。

作者简介：杨俊，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